当一个全职妈妈去做导演，她能做成什么样？

这是王一淳曾经面对的问题。在拍摄第一部电影《黑处有什么》之前，她辞去工作，在家作为全职妈妈待了七年，每天的生活就是撸猫、照顾孩子。她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电影行业的人脉，也没有短片作品，凭借自己拿出的300万，她开始拍摄一部电影，在片场，工作人员称呼她「姐」，而不是行业惯常的「导儿」。

在人生前30多年，王一淳大多时候都是一个幸运儿：一些天分和努力，再配上一点时代的红利。她发觉，自己总能赶上一个地方的黄金年代，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油田大院、房价不高也不限购时的北京，还有上大学真正能改变命运的那几年。她积累了一些财富，也沉淀了一些野心，总相信努把力，想要的就能达到。

《黑处有什么》后来获得了第九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奖，电影也获得了公映，首映式上，不像其他电影来的都是业内人员——来捧场的都是王一淳的宝妈朋友。

她获得了很多动力，一度觉得自己就要「冉冉升起」了，开始准备第二部作品，这一部，她把目光投诸在保姆身上：这也是她作为全职妈妈时每天要打交道的人群。

她和若干保姆中间发生过很多故事：一些损害，一些误会，她逐渐感受到，在一个相对中产的家庭里，有一个因为幸运成为房子主人的人，也有一个没那么幸运的保姆。而前者的幸运，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出于偶然。

这些构成了她第二部电影《绑架毛乎乎》的背景。这部电影的钱，还是王一淳出的。对她来说，一直顺利的人生行至这里，似乎有点卡住了。虽然工作人员开始叫她「导儿」了，但转成专业导演的道路还没有完成，「努把力就能行」的逻辑，逐渐不那么管用了。

在王一淳身上，照见了享受到时代红利的一代人曾经的野心，和缓慢的坍缩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她觉得，既然电影是个「资金密集型」行业，她就要敲一下试试，「看能不能拿这三百万，在这个壁垒上敲出一个小窟窿来。如果我能爬进去，那很多还在外面的人，也都可能进来。」

以下是王一淳的讲述。

文｜李雨凝

编辑｜槐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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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说起来，拍第一部的时候挺不靠谱的，那时候真的是「从零开始」。我一不是科班出身，二没有剧组经验，手里连个短片作品都没有。说别的新人导演，可能会评价「有一些短板」，但到我这儿，没一个长的，目光所及都是短板。当时，我太容易觉得自己做不下去，也指挥不动别人了。

2014年夏天，电影《黑处有什么》在我老家开封的一个油田大院开拍，讲了一个在工厂里长大的小女孩儿，用她的视角去感受工厂黄金时期背后的一些阴影。拍摄周期是30天。在那之前，我已经在家歇了7年，做全职太太，每天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带孩子。

在剧组里，我说是导演，但其实也就刚刚搞清楚了摄影、美术等剧组里各个工种都是干嘛的。现场的职能部门都是花钱组来的。一个外行上来就当导演，还不是因为自掏腰包拍的电影？估计组里很多人都抱着《顽主》里三T公司拿土大款钱财、帮土大款好梦一日游的想法，反正我就从装修小工和小保姆嘴里的「姐」摇身一变成了剧组里的「导演」。

一个整天带孩子、撸猫，日常接触不超过两个人，也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人，突然上来指挥一整个剧组，就像是一个没有武功的人，来给一帮武功高手当头儿，要从各种综合信息判断一个人、一个事儿是不是靠谱，还要谨防被人看透，当别人说到很多专业词汇时，我只能描述这场戏我想要什么感觉，别人的不信服只要没直怼到我脸上，我就当看不见、看不懂，真的用上了从幼儿园开始积攒的智慧和勇气。一个朋友说，你一张口大家就能听出来这人没出来混过。他让我尽量少笑、少说话，这样还能「演」得时间久一点儿。

身边熟悉的人都觉得我是在「玩票」。老公听说我要拍电影，反应是「你都把孩子照顾这么大了，想玩一圈就去玩一圈」，跟奖励一个欧洲十日游差不多。我找到一些影视圈的人看剧本，但要么没反馈，要么给的反馈好像都没看过剧本。一个制片人跟我说他看完了，我很期待地问他意见，他说他的意见是不要拍，新出的某某楼盘可漂亮了，你有这个钱怎么不去买个房？

我不服气，真有那么差吗？后来心一横，真失败了，我认还不行吗？

《黑处有什么》快拍完的时候，我给老公打电话，说，完蛋了，这片子可能拍砸了，拍得不好，钱也花完了，人也都疲了。

电话那边他说，那再加点钱还有救吗？我说，可能不是加一点儿的事。

但挂完电话，我还是要回去，硬着头皮回去继续给大家画饼，鼓励大家一起干活。

剧组是一次性的合作，每天也都是高强度、高资金的消耗。作为一个既往没有任何作品的导演，人家肯定也不指望通过我这一部戏能在行业里树立什么地位。维护这种合作，有一些微妙的平衡，维护这种平衡的能力也是创作能力的一部分。

从喂喂孩子、喂喂猫那种琐碎但简单的全职主妇的生活，一下就来到了剧组这种最复杂的人际关系里，有时候真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了，一步一坑。很多导演是从剧组最基本的工种干起，一路摸爬滚打到导演这个位置的，什么人什么事都见过，而我就是靠花钱，一下子就当上了总指挥，这么想想，承受点儿质疑和为难也是应该的。哪怕这7年里我多少上个班，也有点职场经验，知道怎么处理人际关系。别人在职场多少年学的那些东西，你就是要放在这些天集中学。我就是这么来哄自己的。

回归家庭，是结了婚，有了孩子后。孩子生出来总要有人来管，我老公那几年正是混得顺的时候，那行吧，我赚不过人家，也认了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全职主妇。

辞职时，我也想着要留灵活的时间给自己创作，不是奔着「舒服」去的。很多年前我还在工作的时候，一个法国人跟我说，理想的人生就是有三个能体现你人生价值的东西，一间自己设计的房子、一个自己教养的孩子，还有一篇你自己写的小说。我从2002年、2003年左右就开始写这个小说，后来在网上连载，还积累了一批粉丝。后来，我觉得比起小说，影视化的东西能有更丰富的表达，就又开始构思剧本。我之前工作的目标，就是赶紧赚钱，就可以辞职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。所以到辞职时，我想，终于要开始我计划的创作生活了。

但回家后挺无奈的。孩子那么小的时候，天天琐事实在太多，吸奶，冻奶，光围绕奶和小孩吃喝这一点就多少杂事。尽管家里有保姆，但也少不了操各种心。孩子还特别容易生病，一生病就一步也离不了人，她有多少成长，我就有多少消耗，纯粹是点燃一个人照亮另一个人的过程。

在早期教育上，我也觉得父母的陪伴和教育是不可替代的，总是不太放心别人带孩子。我也没办法抱怨老公，他也想和孩子亲近，但不知道是不是情商有限，孩子就跟他玩不到一块，还得我上。

总之，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很碎片，就只能在间隙琢磨着剧本，被动安排自己的时间。我只能把带孩子那一部分当成不得不工作的那部分，写作就当成是下班以后的爱好，这样才会平衡一些。

也得承认，平静而又具体的生活会把你往里拖，因为它里面也有快乐，你也会想沉浸其中。那时我真的要时不时提醒自己「不忘初心」，别忘了自己要干嘛，我不能心安理得地花一个下午喝咖啡，我还有正事儿没干呢。

尽管这样，你看我2007年结婚生孩子，真正拍电影已经是2014年的事儿了，整整过去了7年。中间我老公还觉得我整天无所事事，说了好多次让我找个班儿上，别和社会脱节。开始，我还会说我边带孩子边写剧本呢，后来也不说了，自己听着都没底气。

我也知道我是一个没什么自制力的人，确实是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再加上带孩子时间过得特别快，一天过去，总是自责什么都没干。所以去拍电影，也算是给了自己一个交待，我是要证明自己也可以做事的。

真正进了剧组，过上那种每天鸡飞狗跳、打仗一样的生活，中间也自我怀疑过，但这么多年了，我总算是开始了，一开始就回不去了。

王一淳在剧组。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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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现在也还时不时感慨，《黑处有什么》有点可惜，但凡当时我有点导演经验，哪怕拍过一个短片，片子都会好很多。但事实就是作为新手，现场永远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拍摄的过程流失了剧本中很多东西。

遗憾还是挺多的，拍摄条件有限不说，有几场我认为挺重要的戏都没拍。所以不仅那几场戏没有，连跟那几场戏相关的戏也剪不进去，最终呈现的和我在剧本阶段的期待太不一样了。当然，拍摄就是在剧本基础上根据实际条件再创作的过程，有加分的部分，也有减分的部分。但我没经历过这个，就觉得，完了，这儿丢一点，那儿丢一点，啥也没剩。

这时候，我只是想着都拍完了，还是要花钱找人剪出来。但我从没看过粗剪片。拿到手一看，都是灰色的，声音也都是呲的，还不如你在婚礼上看的那种vlog，那些都是日常设备拍摄，视频不用调色也能直出。

我直到这时候才知道，为了方便后期上色，电影拍出来的原片都是灰蒙蒙的，连专业名字都叫「灰片」。在没有做任何包装的时候，你看着那个片子，粗剪出来老长的3个半小时，哇塞，全程没调过色，也没调过声音，就是很恐怖。我还鼓起勇气拿给一些朋友看，碰见说好的，我就觉得他们在安慰我；碰见说不好的，我就觉得终于有人说了实话。

那时就想，我认怂了，真得止损了，这事儿就这样吧。

我又回家，继续做家庭主妇。那三百万就变成了一张光盘放在书架上落灰，等于把半成品扔在那里了。我老公那段时间总说，看，我们家最贵的东西就是这张光盘。他还总调侃我，你看人家柴静拍那个《穹顶之下》，不也就花了 100 万？你看人家，你看看人家。

确实理亏，这件事也成了我的一个软肋。我一说老公买了一瓶酒多贵，或者吃了一顿饭多贵，人家直接回一句，这才多少钱呀？还不到 300 万的百分之多少多少。那段时间，只要一提起来三百万，我就不吭声儿了。

最重要的是，我没信心了。我也努力了，我也试了，啥都干了，但好像不行。

后来，一个当老师的朋友告诉我，那一年First影展的李子为在她们学校做宣传，她知道我拍了个电影，问我要不要过来听听，说不定还能报个名。我就去了，到了就问李子为，粗剪片能报名吗？她说能报。我就想，先报上，如果入围了，我就再花点钱调色，做声音。

片子一路入围、提名，每往前走一步我就花一点钱，都是找小的、个人的工作室来弄。全程都抱着「死马当活马医」的态度，反正在家里放着也是放着，人家也没说让你必须现在、马上就做完后期。那我就走一走看一步，万一还能有人看到呢？

那一届影展，我拿了最佳导演奖。一个同学问我，是不是买通了评委？给人多少钱？

我能理解她的感觉，就像是你的一个什么二姨突然拍了一个电影，然后还告诉你，她拿奖了。

到2016年，《黑处有什么》又入围了柏林电影节、伦敦BFI电影节等国内外电影节，通过公映，除了回收当初投入的300万，还挣了个编剧费、导演费，这时我野心又蠢蠢欲动了，没准儿导演这条路真能走。之前我老公不是说 300 万买一个光盘吗？这时他挺高兴，说这 300 万是他花过最值的 300 万。

影片公映时，别人的首映礼都是邀请各种圈内好友，我邀请的就是我从前认识的宝妈们。

《黑处有什么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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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个挺神奇的感受，就是我到哪儿，好像都是那个城市、那个地方的黄金时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每一点努力都有所回报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回报没有那么必然，有一些侥幸，也算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。

小时候，我生活在河南的一个石油大院，这种大院行政上独立于所在地区，环境相对封闭，里面谁和谁都认识，跟《漫长的季节》里那个钢厂一样，有自己的学校和医院，也有一个保卫科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油田在它的黄金时代，里面的人都有一种优越感，外面的人是「地方上的」，言下之意自己是「国家的人」。

我还记得那时候回家的路上总要经过一大片紫色苜蓿，正好我养兔子，它们又特别爱吃苜蓿，现在说起来我还能闻到那个味道。那时候时间过得慢，我就是一个野孩子，在大院旁边的农田偷过麦穗儿，也点野火，烤过葵花籽盘。我妈妈还有一个技校的诗人朋友，我跟着她写诗，加入了学校文学社，诗还发表在油田系统的报纸上。她最后选择去了海南，她的这个选择也被我用在了《黑处有什么》里张雪这个角色身上，那个时候海南刚刚开始开发，是一片承载着很多人希望的热土。

就和《漫长的季节》里王响对王阳的期待一样，院里的职工都希望自家孩子考上中专、职高、技校，然后重新被分回油田，继续安稳舒适的一生。初中毕业时，学习最好的一批都会被掐尖到中专。我中考那一年，油田总部专门出了规定，说全局前200名禁止报中专，必须去上位于总部的高中。很多人都有怨言，还找人托关系，要让孩子上中专。

我也动过上中专的心思，但我妈坚决反对，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，她要求我去油田总部上高中。一个朋友，父母也是大学生，她跟我说，一定要出去上高中。就这样，我们俩都离开了油田，离开了大家心目中的铁饭碗。

当时的几个朋友一听我要去上高中，都说你可别瞎考，出了石油系统，将来就分不回油田了。但那时，课本上已经在学国企改革这些东西，很多留在油田的同学后来赶上下岗，也没了铁饭碗，连小时候生活的厂区都被撤了，没油了。

而我到总部上了高中，玩了两年，高三开始收心学习，意外考得还行。这是我最开始感受到「努力就会有结果」。我选了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法语专业。那是大学扩招前夜，虽然考大学难点儿，但也确实赶上了上大学还能改变命运的年头儿。

1995年，我去大连上大学。当时大连发展得很好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入学没几天，碰上基辛格来大连访问，我也跟着人群挤在中山广场，想要跟他握手，最后没握到，反而握到了市领导。

毕业的时候，二炮在招小语种翻译，一去好像直接就是副团级。我妈听了非得让我去报，觉得这是我成为「国家的人」最后的机会。但我觉得，一辈子都要叠方块被子、穿得板板正正的生活，我这种自由散漫的人根本受不了。我就觉得，我是要当作家的人，一想到一辈子要在一个地方上班，过着一眼看到头的生活，我就特别害怕。

因为这样，我到北京找了一个传媒行业的工作。那几年，我为了能有自己作品拼命赚钱，就想着赚够了，就能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。我做过娱乐记者，主持过经济访谈，做过户外广告，和城管斗智斗勇。当时确实感觉，每一点努力就会有一点结果，这种事刺激了我的干劲儿，让我也看到自己更大的可能性。

到了结婚前，我赚了一点小钱，我爸去世，给我又留了一点钱。当时北京的房子不限购，首付只要付20%。虽然本地人都说，房价已经涨到了6000块，谁还买？但我们外地人真挺多刚需的。当时又有楼盘在推小户型，我就拿着钱去付了两套首付，其中一套租出去，正好够还两套的月供。

我一路从小矿区出来，到油田总部，又到大连，再安家北京，中间还有一年在国外学习，真的见证了很多的变化和发展。我曾费很大劲想在《黑处有什么》里放一架没造完的飞机，代表一种离开和向外的决心。原本以为所有人都和我一样，看哪儿好就奔哪儿去，哪怕有很多不确定性，要承担举目无亲的风险。但回过头来看，大部分人还是会在一个相对安稳的地方过一辈子。

2014年我回油田拍摄时，我们那个矿区还在，走在街上，好几个老同学认出来我。我就奇怪，这些年我老了这么多，他们怎么还能认出来我？

但我一开始都没有认出来他们。在我看来，这些同学的相貌已经变得跟我记忆中的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而他们好像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。一个曾经和我挺有交情的女同学连连惊叹，你竟然认不出来我？你怎么会认不出来我？最后她说，就是你这些年见过的人太多了，眼迷了。

这件事让我还挺有感慨的。经历不同，一个人笃定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眼里可以完全不一样。

人到中年，终于过上了理想中的靠文艺过日子的生活，有时会觉得得益于自己的坚持，但其实幸运的成分更多。

前段时间我堂弟来北京找工作，正好我一个演员朋友在录一个试戏视频，就让他在旁边搭戏，没想到他搭得那么好，不仅能摆正自己的位置，还能根据演员朋友表演的变化顺势调整。这个堂弟年轻时很帅，也喜欢电影，我上次见他是十几年前，他一直在聊巴西电影《上帝之城》。这次见他，一直在聊他酿的酒，跑的工程，我想让他和演员朋友一起去那个剧组，他担心耽误业务，就没去。我挺替他惋惜的，但他好像也没太惋惜。

我后来明白了，其实有我这种愿望的人，可能比看起来要多得多，但很多人都淹没在具体的生活里，都被很具体的生活压倒了。

图源剧集《漫长的季节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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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孩子这些年，最深度接触的是各种各样的保姆。上面说的这些感受，也和她们有关。

有一个保姆，在大扫除时，把我们家人的电脑放在了外面垃圾桶附近的草坪上，找到的时候，电脑上面还盖了一层薄土。虽然监控没有拍到，但那一个上午，只有她去过垃圾桶附近。

还有一个保姆来北京陪孩子读大学，自己也是大专毕业，自尊心很强，听见我用外语接个电话，就会说「我大伯家的孩子会五门语言」。她说话爱用一些文学化的词，类似于「我当时很惘然」。

还有一个是小时工，我刚搬完家，要清理出去很多东西，她帮我收拾，我发现找不到手机了，让她帮我打个电话，结果，铃声从她的工具包传来，手机在她工具包里的底部找到了，她是在我家工作了很久的小时工，我们一直处得很好，所以我们都没多想。但那天她走后，我装电脑和iPad的包也不见了，我报了警，第一怀疑对象也是她。两天后，楼长告诉我，那个包在物业，是楼道的垃圾清理工在我家清理出去的垃圾里发现的。是我误会她了。

我想起来，这个阿姨跟我讲过，她是从四川嫁来北京周边的村子的，老公家暴她，每天就躺在家里靠她来养活。她身上很多淤青。她还跟我讲过之前就曾经被雇主冤枉过。

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和警察冤枉她时她的反应，非常平静，事后对我也没有任何责怪，还总是问我家里是否需要帮忙，反倒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关系。

这也是我第二部长片《绑架毛乎乎》的灵感来源。所谓一个人生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命题，这就是我结婚生孩子这7年里最熟悉的日常生活。在影片中，在一个相对中产的家庭里，有一个因为幸运成为房子主人的人，也有一个没那么幸运但并不认命的保姆。

回望自己走过的路，每一次努力都有所回报，这其实很容易让人虚妄。一路走到罗马的人甚至比那些出生在罗马的人更虚妄，觉得自己又聪明又能干，懂得把握人生的每一个节点和契机，但实际上，同样天资的人很多，生活中一点小小的误会就足以让人错过自己最想过的人生。

选择保姆作为第二部电影的题材，也是因为我目前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家有保姆的中年中产家庭。所谓中产其实挺脆弱的，这两年经济不好，会很直观地反映在周围人的变化上。

想一想很有意思，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像保姆一样，把教育、职业、收入、观念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甚至两个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。保姆到一个家庭里通常是来照顾孩子的，孩子又通常是一个家庭的核心，牵动着全家几代人的心，而最多照顾孩子的保姆其实是一个「外人」，这个「外人」也有着自己具体的情感、过往和生活，虽然在大多数时候，她的情感、过往、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是隐形的，不重要的，但却每时每刻都具体、逼真、不容忽视地存在着。我自认为一路走来对从小镇到城市各个人群的生活、境遇都有所了解，有所体会，写这样一个故事让我这些认识、体会有一个变现的机会。

在《绑架毛乎乎》里，保姆和男友一起绑架了主人家的小孩，并说好了只要钱，不伤人，但后面的一系列事件逐渐脱离了她的控制。剧本在2018年拿到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具价值投资项目，后来，又被我带着去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，也是当年中国唯一的入选项目。

电影是一门「资金密集型」艺术，创作成本为它筑起了一道天然的壁垒。说起来是大众艺术，但大众能参与的只是看，或不看。完全能想象，像我一样想尝试参与制作的人还有很多，可能有的人也真的很不错，肯定还是有一些剧本，就躺在抽屉里。可能很多人都想拍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出那三百万。我就是幸运有这笔钱。

既然是个「资金密集型」行业，那我有了这三百万的敲门砖，能把我垫进去吗？我就敲一下试试，看能不能拿这三百万，在这个壁垒上敲出一个小窟窿来。我很幸运，花钱买了张门票，让我有机会到这个壁垒森严的产业里转一圈看看，像逛了个环球影城。

《绑架毛乎乎》的主角，保姆石俊霞 图源豆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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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《黑处有什么》的时候，我想，这部弄完就别弄了，证明自己能做就行了。但得到认可后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想着苦应该也差不多吃完了，就跟吃甘蔗一样，把难啃的啃掉，是不是接下来就应该甜了？身边的人也都说，王一淳成了，接下来肯定要拍大片了。

在我以为前路光明的时候，2020年来了，影视寒冬了，我就真的体会到了不是偶然的「不幸运」。

但那时候，我的第二部电影《绑架毛乎乎》已经进入筹备期，演员都谈得差不多了，我和投资方因为撤资打了一架，人家还胜诉了。我又变成了自费拍片，这次比上次花的钱多多了，后续一切宣发也靠自己张罗，各种事连门都摸不着，完全不知道钱能不能收回来。前几天我还掉眼泪，老公这次倒没怼我，可能怕我跳楼，还安慰我，说可以了，挺好的，没事儿。

第二次拍电影，也遇到了很多幺蛾子。带着疑惑，我甚至去一些大导的组里观摩，结果发现幺蛾子也不少，但好在人家有钱填补。我本来以为自己最烦写剧本，经历了拍电影过程中的各种人和事，才发现，写剧本是整个过程中最纯粹快乐的部分。

这也是我这些年都在琢磨的：在一件事上，为了自己感兴趣的1%，要做99%不感兴趣、不擅长甚至厌烦的事，值吗？很多年来，我一直保持着「使把劲儿，说不定就能够着」的心态，以前那么多不敢想的事，后来都成了，包括拍电影。但现在，我确实有一点儿摸到了人生的边儿的感觉，没准儿就这样了，心累了。最初想留下个作品的愿望也实现了，能证明「这个事儿我会干」就行了。

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。我还怀孕的时候，别人的祝福都是说，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得长得像妈妈，智商像爸爸。

我就想，智商怎么就不能像我？人家也是好心说这个话的，但他们就默认你是家庭里没脑子的那一个。

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。现在别人至少会说，哎哟，这孩子的艺术天分是遗传了妈妈。我听着就很高兴，好歹忙活一圈儿，也算显示了一点基因优势。

当然，如果能不那么累就能维持这个「导儿」，我就还想维持。如果不能维持，那就只能回去当「姐」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么来一趟，我知道继续走下去，自己也能成为「somebody」了。

王一淳和剧组里的孩子受访者供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