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祝颖丽,头图来自:作者供图
携程的政策致力于减轻女性生与养的负担,但接触多位员工后,我们发现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女性在生育后的职场安全感问题。
在很多公司,女性生育回归后很难晋升,很多时候连原有的岗位都可能都保不住。携程也没成例外。
梁建章作为一个男性成功企业家,站在社会更高的阶层,他有自己的盲区,但一个企业做些什么总比不做要好。
一
沙发边上挂着三个小孩,他们正看着座位上的人打游戏;远处餐台上,在妈妈的注视下,一个更小的孩子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吃饭。
隔壁更欢乐一点,几个上小学年纪的女孩在玩桌面足球,其中一位为了用力转动“足球运动员”的操作杆,猛地跳了起来。在她们旁边,几个年轻人在打桌球,空气中响起清脆的撞击声。
这是中午时分,携程集团在上海长宁的办公区。
2023年开始,携程通知全体员工,寒暑假可以带娃来办公室上班。手续也不复杂,签一个《告知书》,在前台领个手环即可。
如果你恰巧在七八月份来访携程上海总部,你还可能看到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的孩子,或者在工位上追跑打闹的孩子。
携程上海办公区
支持带娃上班只是携程众多鼓励生育的政策之一。
2015年开始,在创始人梁建章的推动下,携程集团在内就逐步加码鼓励生育的政策:
为员工提供零利率的 “超生罚款”;
为女性管理人员提供 10 万~200 万元及 7 天年假;
给女性高管提供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;
给怀孕员工发 3000 元的生育礼金,怀孕时打车有补贴。
2023年,携程还宣布给生孩子的家庭直接发钱,每生育一个孩子补贴一万元现金,直到孩子满 5 周岁。携程当时对外宣布,未来计划投入10亿元补贴,用于激励员工生育。
琳琅满目的政策,真金白银的投入,但女性在其中的真实体验如何?
前携程女员工阿玲(化名)回忆她从怀孕到生育的全程——产前,她的确感受到了友好的照顾,比如每天 50 元打车报销;中午可以申请孕妇休息室。她因产检出风险,医生建议卧床待产,产前还申请到了两个月带薪病假。
她也算幸运,遇到了一位刚有小孩的上级。推己及人,这位上级对她颇为照顾,在工作安排上,为她分配的也是长期且不紧急的任务。
但隐患此时就已经埋下。发现怀孕时,她正要准备晋升汇报,上级劝她主动放弃,她考虑再三把机会让给了别人。
4个月产假后,当她回归工作时,事情变得更加糟糕。这位曾经体谅她的上级,为她安排的是边角琐事;职场空白期里,没有跟紧的人事关系也在加速她的边缘化。这一年她成为了背最差绩效的人。
客观上,一个刚出产假,仍在哺乳期的女性精神状态的确更差。3个月以前的婴儿需要每3小时哺乳一次,6个月以前的婴儿难以整晚入睡,这意味着妈妈也难以有完整的睡眠。
产假也并非真正的假期。对多数生育的女性来说,另一半只有15天陪产假,哺乳、照顾孩子主力仍在自己,128天与其说是假期,不如说是另一个工作。
阿玲说她晚上需要起夜多次哄孩子,凌晨1、2点才能入睡,早上8点又必须起床上班。为了维持自己的竞争力,她也仍然保证着9小时的工作时间。
几乎殚精竭虑,但生育后,她在职场里仍步步后退。
一些隐形的歧视仍然存在。阿玲过去是业务主力,并不甘于只在边缘业务打工,当她尝试申请做更重要的业务时,被上级拒绝,理由是她可能没有精力顾及,哪怕她极力表现,保质保量,但机会已经在上级的预判中溜走了。
携程有诸多产前鼓励生育的政策,但对女性的产后处境关注不多。阿玲两年前生育,当时携程的哺乳室还只是茶水间改造的,“就加了一个帘子,很简陋,大家在里面吸奶特别尴尬。”
对女性产后职业危机的干预更无从提起。阿玲回归后的被边缘化,想争取重要业务而不得的情形,并没有通道可以反馈。
携程有居家办公的制度,但能否申请居家办公,哪一天可以居家,权限也都在业务负责人手上。阿玲曾因照顾孩子想申请居家,但她所在业务部门负责人说,“我们不搞这套”,她也不敢再提。
生育成为女性职场障碍这件事在携程并没有被真正解决。
阿玲对比自己与一位刚有孩子的携程男员工,他们的职业曲线是截然相反的。
她曾经与这位男性竞争,俩人同为组长,先后各自有了孩子。但怀孕后,她放弃晋升,产后又被边缘化,最后因请事假被裁员。
而这位升级为父亲的男同事,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,反而因在工作上投入更多时间而受到重用。
阿玲已经离开,但她有相熟的女同事还在,对方高龄刚生完孩子,领了1万元奖金,但一聊起来就忧虑,“天天都担心被裁。”
二
本质上,携程集团的政策是对一个生育者/已婚家庭的刺激、激励,其出发点并不是女性视角的,主要目的也不是营造女性友好的环境。
其中的差异在于,如何看待女性,如何看待生与育的责任,以及如何看待人。
这可以从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的公开发言看出端倪。接受《人物》采访时,他称,“单身女性整体教育水平其实是社会中的精英,她们如果不生孩子的话,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,对社会都是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”。
又说,女性的寿命更长,生两个小孩可能影响两年,但总体职业生涯并不会比男性短;他还觉得,连续生两三个孩子有规模效应,因为平均成本会降低。
在他的视野里,女性被当作生育的主要责任人,而不曾试图反思男性在养育中的缺位,有读者评论他:“一提到人口问题就只想着从女人身上找答案……这种思维,生育率持续下降是无解的。”
很多女性都在呼吁给男性放产假,即在生产之后,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,让女性真正得到休息,也减轻女性回归职场后被歧视的概率。
一家企业当然难以改变长期形成的性别分工惯性,但携程似乎也没有试图去反思这一点,梁建章觉得解决生养育问题,仍是解决女性问题,解决女性养育成本的问题——携程并没有给男性相关的生育政策。
这导致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,即便只是在携程这个小环境里,女性员工越被鼓励生育,与同级别的男性相比,其职场竞争力可能就越低。
三
回到携程这家集团最初鼓励生育的动机。
创始人梁建章在 2011 年以前,是一个成功企业家。2011年后,他更愿意对外输出的是他的人口观点。他注册微博时,先注册的ID是“梁建章-关注人口问题”;两年后,才又建了个新号,叫“携程梁建章”。
“携程梁建章”已经 3 年没更新,几条微博还停留在 2021 年初,关注人口问题的梁建章则以周更的频率在发微博。
今年7月11日“世界人口日”这一天,梁建章发了一篇长文,呼吁政府给家庭发钱。他说,“如果把钱发给了家庭,就可以通过家庭消费直达实体经济,立刻起到提振需求和抑制通缩的作用。”
没错,梁建章的算的都是经济总账。他不向个体催生,很多工作在推动公共政策的变化,希望用财政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变化,让社会承担社会该有的责任。
但他的视角仍是企业家式的。
2007年,他辞任CEO去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,想做经济类的学术研究。学校在硅谷,他很自然也把“创新”当作重要研究课题,之后又发现了人口与创新间的关系。当时中国还在推行“一胎”政策,他觉得自己有使命和责任去扭转“人口等于负担”的观点。
2018年,他在新浪财经发过文章,结论是“在老龄化严重的国家里,平均创业率较低,而且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均较低。”
操心中国人口问题的梁建章,出了几本书。最早是呼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,写了《中国人太多了吗?》(2014年再版,名字改为《中国人可以多生!》)。此后则是论证人口的价值,鼓励生育,出版了《人口创新力》、《人口战略: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》等书。
他的新书《人口战略》中,核心的论点也是,一个国家的创新力 = 人口数量 × 人口能力 ×(内部交流量 + 外部交流量),其中人口数量即规模效应,人口能力即老龄化。
梁建章说,企业家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人多是个好事,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人口问题都有盲区。
但他作为一个男性成功企业家,站在社会更高的阶层,也有自己的盲区。
他讨论人口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国家竞争力,是人口数量对社会创新的影响,高屋建瓴、看不见具体的人。
最能体现梁建章人口观点的是他经常举例的天才诞生几率。他认为,一千个人里出的天才和一万人里出的天才是不一样的,所以要多生。
人在这个语境下变成“耗材”,源源不断出生的人群则是被作为筛选出优质人才的一个巨大分母。人在这里不是目的,而成为一种管道。而女性生育的代价则被轻描淡写了。
但,不论发心,一个企业做些什么总比不做要好。
携程的生育政策在整体生育率断崖式下降的大背景下显得杯水车薪,但也算可贵。对决定安定下来,决定生育的员工来说,至少在携程这个环境里是被鼓励的。
我们接触的携程女性都肯定公司做出的一切,但她们还有期待:产后更长的适应期;更完善的职业通道;更公平的竞争环境;以及能实现以上所有的组织制度。
而这些问题,被意识到、被提出才有解决的可能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长三角momo(ID:gh_01084cb98951),作者:祝颖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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