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很多人在电影院屏摄之后发朋友圈”不是屏摄的理由，不文明基数的庞大不能反证它的正当性，只能证明这种观念的根深蒂固。正如闯红灯的人很多，也不能代表闯红灯这种行为是正确的。

如果因为“屏摄可能不违法”，而得出“所以我可以去做”的结论，那么推而广之，看电影时大声打电话、踢前排椅背、不断和同行人解说电影甚至剧透等并不违法的行为，难道也可以随意体验吗？

作者 | 张文曦

编辑 | 苏炜

什么是屏摄？经过刚刚过去的这场口水战，人们对这个词不会陌生。

每一年的春节档，几乎都会与流量和舆论相伴，今年也不例外：在2024年春节期间（2月10日—2月17日），总共有1.63亿人次走进电影院，创下了高达80.2亿的总票房。

其中，由韩寒执导的赛车题材电影《飞驰人生2》赚足了互联网的关注，而这种关注也扩展到影片之外，由明星的一番言论出圈、围绕这部电影而起、被观影者讨论良久的屏摄问题，构成今年春节档的一场舆论意外。

2月15日，歌手薛之谦在参加了《飞驰人生2》首映礼之后，在个人微博发布了关于这部电影的观后感想，其中附带着三张屏摄照片。一些网友在评论区提醒，屏摄的行为并不合适，甚至可能涉嫌违法。但从后续的回应看来，薛之谦本人似乎并不认可这样的批评。

薛之谦微博片段。

春节档向来是屏摄的重灾区。一年迎新之际，看到电影里合家欢或高潮时刻，拿出手机拍摄一张照片，一键发布到朋友圈打卡成为了许多观众默认的选项。但当朋友圈变成了带有更大公共性的明星微博，有关屏摄的争议被一下子放大了。

一时间，屏摄是否应该的争论，在互联网上拉开序幕。

“盗摄到底违不违法/道不道德”成了人们必须要争论出所以然的问题。而潜藏在屏摄问题之下的，则是电影观众苦“不文明观影行为”久矣的愤懑。

看电影屏摄，到底违不违法？

法国导演、编剧让-吕克·戈达尔说，电影是24帧的真实。到了互联网时代，电影很多时候萎缩成了9宫格的打卡社交。

回到薛之谦盗摄事件本身，可以把相关讨论归纳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。

一方认为薛之谦并不算盗摄，理由是许多观众看电影时也会拍照片发布在朋友圈或短视频平台，且实际上有宣传电影的作用，认为“网络警察”只是抓住了薛之谦的明星身份不放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其苛责，有上纲上线之嫌。

另一方的观点则坚持屏摄就是盗摄，且在电影院用手机拍摄屏幕违反观影准则，并将部分屏摄合理化的论调，戏称为“电影的盗摄元年已开启”。

风波掀起之后，2月16日，一段专家观点提供了新的讨论维度。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一次采访中，对“看电影拍照算侵权吗”发表看法。

2月16日，央视新闻采访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，对“看电影拍照算侵权吗？”进行探讨。

朱巍在节目中表示，法律上没有盗摄这个说法，这应当是侵害著作权的一种通俗的叫法。一个照片或小片段，用于自己欣赏、个人研究、课堂教学，为了评价或评论某个已发表的作品，都是合理的使用范围，不构成《著作权法》中所说的侵害版权的行为。但是，如果将电影中的精彩片段在短视频平台传播，若当事人不许可，权利人不同意，则属于侵权。

朱巍更多是从《著作权法》的角度对盗摄行为进行解读。但同时，电影行业中的相关法律，对这一行为有着更为明确的规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》第三十一条，“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。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，电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，并要求其删除；对拒不听从的，有权要求其离场。”

电影业对于盗摄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。2月16日，央视网快看的微博转发了以前的采访视频。

而在2021年，律师曾雯雯也在新闻节目中对“盗摄”的具体概念进行了定义和厘清。

在回答主持人“观看电影时拍摄照片，算是盗摄吗？”这一问题时，曾雯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“观众购买了电影票，我们是购买了一个单人的观影的体验服务。”曾雯雯解释道，“而不是说，我们买了电影票，我们就可以去拍电影的内容，而且去做一个传播。”

同样在2021年，评论文章《屏摄就是盗摄，当电影龙标亮起之时请收好我们的手机》，更加明确地表明态度：“正在放映的电影不是景点，屏摄是不文明行为；文明观影，拒绝盗摄”，并称这种行为不仅不文明，还有可能违法。

既然已经有这些法律规定，为何对于屏摄仍有争执？

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，对于法条中的“录音录像”是否包括“个别次数的拍照”，不同群体有不同的解读，这直接导致了判定屏摄行为的标准不同，解读不一，也无法就同一件事情，让所有人得出一致的结论。

虽不至违法，仍不代表屏摄正当

即便按照最新的专家采访中的观点，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内的屏摄，不构成《著作权法》中所说的侵害版权的行为，但当视角从法律层面来到道德层面，屏摄行为的正当性仍然需要打个问号。

其实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，已经关于电影院内屏摄问题设立了针对性的法律法规。

中国香港对屏摄的法律规定极为严格，明确表明“严禁在院内拍摄及录影，否则会被刑事检控，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0及监禁3个月。”（注：引号内的文字根据下面配图修改）

在日本，在影院拍摄会被称作电影小偷。依照日本法律，电影院内拍摄电影或录音的行为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和/或1000万日元以下罚金。

中国香港地区严禁在电影院内的拍摄和录影行为。

国内不少电影活动和电影人士也曾发布倡议，抵制屏摄行为。

2月7日，国家版权局官方微博发布了雷佳音出演的保护电影版权的公益广告，其中明确指出“观看过程，放下手机，不要屏摄”。

“希望大家不要对着电影屏幕拍摄。电影工作者与制片公司的劳动需要得到尊重，谢谢大家理解。”2019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上，导演贾樟柯呼吁观众在看电影时不要屏摄。平遥国际电影节的影展场刊也发布《关于杜绝屏摄与盗版行为的声明》，明确表示“电影放映过程中的拍摄、摄屏及盗录是对电影版权的侵犯，我们将坚决杜绝上述行为。”

一些影视作品将电影屏摄行为作为灵感，融入作品之中。

如果说电影版权的侵犯与否，并不在所有观众关心的范畴内；那么就算仅从观众的观看体验而言，屏摄也不具有合理性。

区别于其他文化活动，电影院的观影活动对周围环境具有客观要求，除了大银幕之外，放映厅的其他地方都保持黑暗状态，以确保提供良好的观影氛围。因此，屏摄这种行为也会侵犯电影院观众的权益，只要拿出手机对屏幕进行拍摄，必然会发出亮光，破坏观影氛围和秩序。

除此之外，屏摄还有可能将电影的重要情节流出，无意中向其他人剧透。

2023年4月份，电影《灌篮高手》在中国内地上映的同时，#灌篮高手遭遇史上最严重屏摄#话题也冲上热搜。部分观众高喊“爷青回”，将拍摄的电影片段发布到社交媒体平台，导致不少未观影的观众被剧透。对此，一些观众表示，还没去电影院，已经在自己的朋友圈把这部电影看得七七八八，被彻底剧透了。

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，都无法从道德层面默许盗摄的正当性。因为它不仅隐含着对电影产业版权的不尊重，伤害了电影创作者的情感；也和观看电影时大声说话、踢前排椅背等行为一样，影响其他消费者观看电影的基本体验。

电影观众苦“不文明观影行为”久矣。

“很多人在电影院屏摄之后发朋友圈”不是屏摄的理由，不文明基数的庞大不能反证它的正当性，只能证明这种观念的根深蒂固。正如闯红灯的人很多，也不能代表闯红灯这种行为是正确的。

如果因为“屏摄可能不违法”，而得出“所以我可以去做”的结论，那么推而广之，看电影时大声打电话、踢前排椅背、不断和同行人解说电影甚至剧透等并不违法的行为，难道也可以随意体验吗？

不文明观影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其他观众的观影体验。（图/微博截图）

公序良俗上升不到法律层面，但如果只是用法律的最低道德要求来律己，这对于达成文明观影的目标，还远远不够。

当然，我们都理解，明星和普通人的一次小小拍摄可能源于一时兴起，可能发自真心的热爱，可能并不怀有什么恶意。但正因为这种无意，才更有必要强调“盗摄”的不合理。

老舍先生曾以反讽的方式写过一篇《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》，讽刺剧场中的不文明行为：

“在观剧之前，务须伤风，以便在剧院内高声咳嗽，且随地吐痰。”

“单号戏票宜入双号门，双号戏票宜入单号门。楼上票宜坐楼下，楼下票宜坐楼上。最好无票入场，有位即坐，以重秩序。”

“入场务须至少携带幼童五个，且务使同时哭闹，以壮声势。最好能开一个临时的幼稚园。”

一个世纪过去，今天的影院，可有改观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