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返大厂的年轻人很快发现，生活和从前没什么两样，但这里至少还是“收入天花板”。

业务变动频繁，被困在加班、开会、汇报文档里的大厂员工陷入内耗。

问题不会消失，他们一边尝试与大厂和解，一边酝酿着下一次离开。

作者 | 李 楠

有8年电商经验的姚冰冰（化名）决定回流字节。时隔半年，这里还是她熟悉的样子。

大厂意味着开不完的会，写不完的汇报文档。在和雪豹财经社通话时，她翻开一位同事发给她的日历，“1、2、3……15，我同事今天要开15个会，最晚的排到晚上11点半，回去还得写文档，为明天开会做准备。”

大厂的另一面则是业务变动频繁。

面试时，未来老板对业务的规划让她信心满满。但两个月后，她发现自己“被画饼了”。业务黄了，老板也走了，她所在的20人团队被并入一个100多人的部门，变得边缘，只能分到一些“边角料”的活儿。动作快的同事，已经找到了转岗门路。

姚冰冰每天混迹在员工信息分享群里，假装看看调研报告，也会翻翻新部门的年度总结，“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但不太看得懂”。忙到没空摸鱼难受，长时间摸鱼更难受。回来后的经历，无法让简历有任何加分。

但姚冰冰对回流大厂并不后悔，因为这里的“收入天花板比较高”。虽然一年内回流不能涨薪，但40万的总包仍然比起其他offer更有吸引力。

曾努力逃离大厂的年轻人们发现，还是回头路走起来更轻松。

钱，拉高了大厂的综合分

重返大厂5个月，阮宁（化名）再次觉得生活“黯淡无光”。

这回，她特意选了一家更老牌的互联网公司，入职前反复确认它不像前司那样总是把业务“完全推翻”，但新问题很快冒出来：推进节奏过快。如果是外企，类似项目一般会留出两年时间，阮宁所在公司却只给半年。老板还毫不避讳地告诉团队成员，这样的工作量本应匹配两倍的人手。

有一次周六，阮宁在医院看病，老板在钉钉群里艾特她，让她在周一前出一版方案。她坐在医院的大厅里异常烦躁，“周一前的意思，不就是整个周末都得工作吗？”

阮宁第一段在大厂的工作，以裸辞画上句号。辞职后的7个月里，她有3个月都在休息，第四个月才开始改简历、找工作。

一开始，她想回到外企，但屡屡碰壁。她先和亚马逊聊了一轮，但发现只剩销售岗可以选，那和她的职业规划相去甚远。她还面过谷歌，没能进入最终轮。还有一家不错的公司接近谈成，却卡在了发offer的阶段。她后来再看对方的岗位需求，经验年限从5年改成了“5~10年”。

大厂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，但迫不得已中也有“不服气”的心态。她想证明，自己可以像很多人一样，在大厂平衡好工作和生活，起码不会重蹈覆辙——为工作痛苦到抑郁，然后草草离职。

去年5月，星瞾在字节一拿完年终奖就提了离职。“镀金”完毕，她当时铁了心“再也不去大厂”，也接触了多家中小厂和传统企业，但聊得越深越发现，很多公司完全不知道如何解决自身的瓶颈，只是想把有大厂经验的人招进来。

星瞾的小红书主页

“我为什么要在更小的公司把做过的事再做一遍呢？”星瞾想，大厂有大厂的问题，但不应该假设自己离开就能解决问题，“这叫美化一条自己没走过的路”。她对比各个维度，发现还是大厂的综合得分更高。

钱是拉高平均分的重要因素。她快速推翻原本的决定，最终接下阿里的offer，薪水涨幅45%，总包接近80万。

曾在字节做过3年产品经理的李凡（化名）尝试过转行。2022年下半年疫情期间，她花6999元报名了乐刻管培生的网课，顺利成为健身教练。去年6月，她又与几位同样有互联网背景的朋友们开了一家餐厅。

但这段看似很酷的转行之旅只持续了一年。据李凡在小红书账号上的分享，做教练的收入不及预期，前两三个月基本在“为爱发电”，摸索一段时间后收入才稳定在了每月7000多元。由于时间和预算有限，餐厅也即将被转让出去，这群追逐餐饮梦的业余玩家只能试玩到此。她在经验帖里写道：“熬不住或是真受不了收入落差的，听劝，退吧……”

度过风雨飘摇的一年后，为了稳定的收入，李凡决定重回老本行。

“挑战吃苦极限”

“跟着业务快速成长，完了期权一卖，直接实现财富自由，30岁退休”——当初去字节前，姚冰冰这样设想。

阮宁和姚冰冰都出身外企，长期处于“work life balance”状态。时间久了，她们开始渴望“个人成长”，渴望更多的机会，渴望更有诱惑力的高薪。

但兴奋感只维持了一个月左右，取而代之的是焦虑感。而再过一段时间，她们发现期待落空了。

阮宁面试前司时，公司正要重点做电商业务，很看重她的经验，“希望能复用到公司业务上”。她也在对方描述的业务方向里看到了清晰的成长路径，双方聊得很开心。

然而，现实和预期大不相同。

大厂习惯“小步快跑”，即计划和执行同步进行。这意味着，很多动作都没想好就开始推进业务，所以“总在推倒重来”。小半年过去，阮宁所在的业务已经被完全推翻。

她曾在一周内写过三版完全不同的方案，“大几千字，每天熬夜写”。老板看完后的反馈之一是把文字换成图片，因为他觉得图更高级。这让阮宁感到痛苦，她不仅无法获得成长，反而被严重消耗，“生命和时间，都被浪费在解决图比文字更高级这种事情上”。

阮宁是不喜欢吃苦的人。上学时，她就是老师眼里娇气的学生，从不带病上课，但凡有点刮风下雨都不去跑操，老师跟家长告状也没用。她觉得，人一旦变得能吃苦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苦要吃。

大厂挑战了她的吃苦极限。在大厂不到一年，离职前的两个月，她已经出现恶心、反胃和头疼等躯体化反应。再不走，她担心自己会彻底崩溃。

星瞾从字节裸辞时也没满一年，但这段时间足以让她理解，为什么江湖上会流传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数字：字节员工的平均留用时间是7个月。

她喜欢赚钱和往上爬的感觉，但在字节并没有找到，这是她几个备选offer中薪资最低的。刚转正，她就发现所在业务增长见顶，又赶上降本增效，她“什么都做不了”，只能在汇报、开会上付出大量时间精力，用飞书文档包装自己的工作。

提离职后，星瞾和她的+1、+2（编者注：分别指直属领导和领导的领导）和HR等人先后聊了7轮。她直白地倾诉自己的迷茫，想听听过来人的真实想法，结果只听到了挽留话术。这让她觉得很没劲，“原来他们坐到现在的位置，也就只会工作”。

那一刻，她想到一个朋友离开大厂去创业时说过的话：这里没有我想成为的人。

如果只看第一年，姚冰冰似乎是个幸运的样本。她加入的是一个为新业务组建的新团队，由于完整地跑通了0到1，年底的绩效好看，简历上也有东西写。

她用“鸡飞狗跳”来形容那一年。头一个月，没有任何人告诉她该做什么，但老板还等着一线执行往上对齐，“要给他阐述业务方向，他还不一定认可，只能挨个方向去碰”。碰着碰着，同事之间会起摩擦。外企的人有不同想法会微笑着争论，大厂的人往往“明着开撕”，“在会议室互相拍桌子，声音大到整个楼层都能听到，有时外包团队都会来打听情况”。

到第二年，从1往100跑时，“画风突变”。因为增速变慢，整个业务又被推翻了。努力一年回到原点，让姚冰冰产生了自我怀疑。离开时，她对在大厂寻求成长有了新的认知：成长不取决于能力，机遇更重要，跟对人、做对业务，才能按预期发展。

酝酿下一次离开

问题都差不多，但跟第一次进大厂时相比，姚冰冰从“巨焦虑”变得“更佛了”。

她已经非常熟悉字节的风格，“招人时对岗位匹配度要求很高，它说要造一号火箭，你就一定要会造一号火箭，但来了之后，业务说没就没，随便扣个活给你干。”她想不通为什么，只能安慰自己：字节就是这样。

阮宁则变得谨慎和保守了。她不再主动表现和争取，而是花更多时间去观察。

她仍然不喜欢吃苦，试图让天平不过分向工作倾斜。她把与雪豹财经社的对话时间约在周五下午5点，那是她留给自己的“强行摸鱼”时间。其他工作日，她会尽量保证每天摸鱼20分钟。摸鱼的具体事项，包括刷小红书和微博，以及和朋友们在微信上聊聊天。

但约好的时间还是因为临时会议改期了。

到2023年年底，星曌入职阿里刚好半年。从逃离大厂变成逃到另一个家大厂，她在心态上并未做好准备。

前3个月忙得顾不上想，后3个月她开始意识到，大厂之间“大差不差”。整个12月，她都不太开心，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自己的能力和收入远超同龄人，却还是不快乐。

曾在新消费公司亲历过“一个联合创始人想把另一个联创赶出公司”的男朋友告诉星瞾：“工作是刚需，职场不是游乐场，不是竞技场，是道场。”她又翻看了一遍手机备忘录——那里记录了很多工作中的情绪垃圾。她发现自己始终在为类似的事情不开心，“一点长进都没有”。

这让她找到了2024年的新目标：不要和小人、笨人缠斗，把工作看作人生的一小部分。

这么想之后，过完元旦再去公司上班，星瞾和一位总是听不明白需求的同事沟通时，耐心了许多，“不懂就多讲几遍”。面对一位“不是特别小人，但手段也不太光明”的前辈，她的心态更平和，偶尔还跟对方一起健身。

大厂的问题不会消失，重回大厂的年轻人开始学着接受。

他们很确定大厂是当下最好的选择，但也都觉得，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在大厂上班，并酝酿着下一次离开。

阮宁给自己设置了一个“待满两年”的小目标。她打算先观望一年后的绩效，如果说得过去，就保持现在的状态，否则会和主管讨论下如何改善。两年后，她也刚好来到大厂隐形的年龄门槛——35岁，最理想的状态是找一家合适的外企，再次拥抱“work life balance”。

姚冰冰也打算，到了“只能混日子或等着被裁”的时间点，就再去外企找找机会，或试着创业。

星瞾觉得自己不能再想辞就辞。新工作的业务还只接触了皮毛，得先学到东西再说，也要等到一个值得她再次离开的机会。

“还是看钱，工资涨幅满意我就会去，比如总包到90万。”